本报记者周南 王晓慧 北京报道

当我们谈论体育中的男女平等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2月14日，国际奥委会新闻发言人马克·亚当斯表示，北京冬奥会女性运动员的参赛比例达45.4%，创历史新高；女性运动员参与的项目也达到历届最多，全部109个小项中有女性运动员参与的占53%。从第一届法国夏蒙尼冬奥会仅有11名女性选手参赛，到如今1314名女性运动员出现在冬奥赛场，北京冬奥会无疑提供了促进性别平等的又一奥运样本。

然而，一面是45.4%、53%象征男女平等的数据，一面是前不久公众为中国女足愤愤不平的发声。此间差异为何？从竞技体育到大众体育，我们当如何看待体育中的性别平等？

运动场上，实力说话

2011年3月，肖涵获得英国谢菲尔德短道速滑单项世锦赛3000米接力冠军时才16岁，彼时的她还不清楚“短道速滑运动员肖涵”和“世界冠军肖涵”有什么差距。来不及思考太多，年轻的肖涵就投入到了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备战中。然而，一切似乎都只是“昙花一现”，当时作为冬奥会选拔赛全能冠军的她，很快又因为伤病离开了短道速滑的赛道。

2018年肖涵正式进入转型期，而后赴美求学、回国创业，如今27岁的她在东南大学任教。回首往事，肖涵的言语总是流畅平静。当记者问起她作为冰上运动员，是否因为性别感受到差异和不平等时，她思忖片刻，认真道：“其实从8岁开始练短道速滑直到运动周期结束，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男女运动员之间的不平等。在我们运动队，更多的是一种良性竞争。真要从业务训练的角度而言，男运动员给女运动员当陪练，却没有人给男运动员当陪练，反而对他们不太公平。”说到这里，肖涵笑了。

肖涵所言无虚。实际上，与部分公众所想有别，中国的女性运动员的地位很高。北京大学妇女体育研究中心主任董进霞告诉《华夏时报》记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台了“奥运战略”和“奥运争光”计划，只要运动员能获得好成绩，争取更多奖牌为国争光，就能得到更多支持和种种优惠待遇。

从1992年到2021年的29年间，我国女性参加奥运会的人数多于男性、比赛成绩好于男性，女性运动员成为中国奥运夺金主力。2020东京奥运会上，男女运动员的获得金牌数差距达到最大，中国夺得的38枚金牌中，女运动员包揽25枚。对此，董进霞直言，体育场上的“阴盛阳衰”说明女性运动员的能力并不弱，运动员用成绩说话并因此获得优待，从这个角度而言，男女是平等的。

那么，为何还会出现男足和女足之间的“不平等”呢？

“我国面临的问题在于90年代一系列市场经济改革后，商业化运作下，有些女子项目的赞助投入和关注度远不如男性项目。以足球为例，更多公众认为足球适合男性，在市场利润、观众偏爱等因素影响下，赞助商也更看好男性。”而关于中国男足在世界杯外围赛中1:3败给越南队后，男足女足的同工同酬问题、决赛前的转播问题等引发广泛讨论一事，董进霞告诉记者：“此间差异成因复杂，究其根本，这是长久以来，社会对男女分工、男女性别的文化认知差异导致的。这种情况在国际上也存在，它需要全方位多方面的改变。近几年，国际趋势是一些女子比赛的观众人数明显增加，甚至超过男子，观战人数增多也会一定程度上改变市场偏好。”

另外，在运动场上，作为女性运动员，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传统禁忌”——生理期。肖涵告诉记者，生理期带来的身体不适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运动员的发挥，而通过药物调整可能影响药检，运动员对此慎之又慎，顶着生理痛奋战已是常事。即便真的因为生理期影响比赛成绩，也少有女性运动员明说，似乎总有“找借口之嫌”。

肖涵明白，生理期对所有女性运动员而言都存在，在这个层面当然是平等、公平的。而另一方面，她感受过生理不适，也目睹过队友因运动冲击造成的卵巢黄体破裂、腹腔内出血，送去医院急救的痛苦模样，从更加人性化的角度，她希望社会对此能予以女性运动员更多理解和支持。

透过体育，触及性别

当肖涵回国找工作，听到电话那头的HR问她是否婚恋时，她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今回想，她缓缓道：“运动员的后续安置问题确实需要更多关注。运动场上，大家用成绩说话，没有性别差异。但当同等水平的运动员同时转业时，社会对男性运动员会更友好一些。”

对此，董进霞说，比赛场内，是相对平等的社会，以能力和成绩为标准。而尽管经过几十年男女平等的教育，中国社会已经取得了进步，但是几千年的传统封建文化无法轻易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依然普遍存在，我们应当承认这个客观存在的大环境。这也是女性运动员步入转型期，走入社会在找工作方面，依然面临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这不是简单的运动员退役后安置问题，也是女性面临的普遍问题。透过体育，触及性别。董进霞直言：“女性不光是职业人，她最终是社会人。因此社会应当给男女平等提供更宽松的环境，国家应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比如企业雇佣女性员工，政府就予以一定的奖金或税务优惠等。这样，更有利于女性在职场上真正得到平等发展的机会。”

而对于国际奥委会而言，促进体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是其重要目标之一。目前国际奥委会的执委会中，女性占比达到三分之一。足以说明，运动场上，国际奥委会通过项目设置能很快实现男女参与平等，而在领导决策层，要想实现男女平等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也是为什么女权主义强调‘权力的获得’，只有处在决策层才能改变政策、改变整个结构，才能真正让女性能够实现平等的发展。”董进霞说道。

一方面，体育是促进男女平等的切入口，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关注比赛输赢，过于强调暴力、进攻等，体育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强化公众“男强女弱”的传统偏见，加剧不平等。

而从更广泛的角度而言，体育是突破性别的。在董进霞看来，体育对人的身体、心理、社交、认知、大脑发育等各个层面都有益，体育所提供的发展自我潜力、展示自我能力的平台、途径和机会，对于男性和女性都同样适用，每个人都能通过体育挖掘身体潜能，通过高水平的竞赛不断挑战自我、重新认识自我。

因此，当我们谈论女性体育时，“并非简单地‘为女性说话’，体育中的性别平等，最终涉及的是如何建立更加和谐平等的男女关系，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发展，在关注性别之外，更关注的是每个人的个性化，是一个人的权利问题。完全实现男女平等是一项艰巨漫长的任务，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给相对弱势的群体予以特别关注，这是合理的。”董进霞说道。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王晓慧

关键词： 国际奥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