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名服装品牌涨价，韩国炸鸡涨价，欧洲面包蔬菜涨价，巴西化肥涨价，澳洲房租涨价，各国油价飙升……一场“通胀海啸”已经席卷全球，横扫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2022年初夏，全球经济通胀加剧，美欧等经济体物价总水平连续创下历史新高，部分新兴经济体也遭遇经济危机。全球性通胀原因何在?各国央行纷纷加息，能解“燃眉之急”吗?中国又将如何稳住大盘，防范输入型风险?

各国央行纷纷加息缩表

难解供给端“燃眉之急”

今年的通胀，像是一场愈演愈烈的连锁反应。5月份，美国、英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分别为8.6%、9%，继续创40年历史新高。欧元区CPI同比涨幅为8.1%，再创历史新高。

土耳其、阿根廷等少数国家甚至呈现恶性通胀态势，CPI同比涨幅分别为73.5%、60.7%。此外，5月份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涨幅为10.8%，4月份欧盟27国PPI同比涨幅为37%。

探究这场大通胀的原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李志鸿告诉天目新闻记者，疫情大流行后，各国相继出台财政货币支持政策，为这一轮全球性通胀奠定了基础。以美联储为例，截至2021年年底，其资产负债表规模达到8.8万亿美元 ，远超疫情前4.2万亿美元的水平。疫情后的全球经济复苏，伴随异常宽松的金融环境，这是通胀的大背景。

“在此背景下，世界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冲击、国际物流阻滞、推进能源转型、部分国家不合理的贸易限制等多因素，进一步冲击了全球供给的复苏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比如俄乌冲突曾一度将国际原油价格推升到130美元/桶以上。”李志鸿说。

6月中旬开始，各国央行频繁加息，力度超乎寻常。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为1994年来最大幅度的加息。随后，巴西央行宣布加息50个基点，这是自2021年以来连续第11次加息。英国央行和瑞士央行也不约而同地加息，分别为50个基点和25个基点。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这场全球性的通胀，是供给端和需求端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各国的货币政策收紧，加息、缩表，可以抑制需求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给端问题，例如能源和食品的供给短缺。

“近期，以美联储为首的央行纷纷加息，但是石油价格没有出现明显下降。值得注意的是，紧缩政策会产生副作用，拖慢经济增速，引发全球‘滞胀’风险。” 徐洪才说。

从目前看，全球通胀已经带来了全球经济的“滞涨”。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截至4月全球总体通胀率达7.8%，其中新兴经济体通胀率超过9.4%，为2008年来最高水平，发达经济体通胀率达6.9%，为1982年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就已经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4.4%下调到3.6%。

为解决通胀的“燃眉之急”，全球应该如何应对?李志鸿分析，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几乎无法缓解供给驱动的价格冲击，因此必要的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减少不合理的贸易限制、缓解全球航运运力紧张现状、促进OPEC+增产等等，都是应对通胀、避免经济陷入衰退的有效举措。

图源：新华社

中国成为一股清流

应当防范输入性风险

近期，在全球性通胀“洪流”之中，中国通胀维持在了较为温和水平，成为一股“清流”。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1%，环比下降0.2%。前5个月的整体通胀率增长1.5%，明显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此外，5月，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涨幅为6.4%，比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落。PPI与CPI之间的“剪刀差”进一步收窄。

“中国CPI相对温和，与所处的经济周期密切相关。”李志鸿介绍，疫情以来，我国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回归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常态化。目前我国国内供给已快速恢复，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扩张力度较大，而供给恢复较慢。中外经济复苏节奏不同、宏观政策取向分化，使得中国在全球性通胀下保持一股“清流”。

当然，作为全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也面临着输入性通胀风险。李志鸿介绍，全球“滞涨”风险加大，需求走弱，将进一步增强我国外需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稳外资稳外贸挑战。同时，在全球金融环境收紧的过程中，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发生动荡，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强的经济危机风险，这些风险对我国的传导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徐洪才看来，下半年全球高通胀或还将延续。这对中国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PPI指标上。“中国是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PPI高将冲击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推高生产成本。当前，中国已采取了应对政策，比如保供稳价格、释放煤炭产能，政策的积极影响已经显现。”

针对防范输入性通胀的风险，李志鸿认为，当前需要密切跟踪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充分把握借鉴历史上发达经济体退出扩张性宏观政策的冲击影响，加强股市、债市、汇市、期市监测预警，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风险预案。

“此外，中国还应坚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保持并适度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好汇率调节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做好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李志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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