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通胀仍“高烧”不退，不仅给美国经济复苏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让角逐中期选举的拜登和民主党感受到政治压力。为此，美联储似乎开启了连续大幅加息的疯狂模式，丝毫不顾忌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的责任以及加息政策的溢出影响。当地时间21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加息75个基点，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五次加息，也是连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创自1981年以来的最大密集加息幅度。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促进美国经济从衰退中反弹，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财政支出超5.5万亿美元，美国货币政策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宽松”水平。过量刺激必然带来严重通胀后果，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本应在去年就意识到通胀的严重性，早作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调整。但不幸的是，美联储反应过慢、行动过缓，助长了通胀过热。当前美联储“亡羊补牢”式的大幅加息政策，将让世界经济为其付出代价，发展中国家更会遭遇更大困难和损失。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已警告美联储和全球主要央行，加息需要谨慎行事，“注意脆弱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溢出风险”。当前，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同“严峻债务形势、大量人口未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粮食能源价格不断飙升”作斗争。美联储加息将冲击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使其面临三重风险。

一是发展中经济体外部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风险。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具有出口导向型经济与贸易结构，较为依赖美西方市场。美联储连续加息，必然会对美国国内消费产生抑制作用。尤其是，2022年美国私人超额储蓄从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峰值的2.7万亿美元下降至1万亿美元，对私人消费的支撑作用正在减弱。利率走高会对美国国内消费产生更明显的削弱作用，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口需求下降，进而导致利用出口作为经济复苏动能的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困境。

二是加息或引发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外逃，进而产生双重风险。一方面，易造成货币冲击。美联储加息将使美国整个利率体系走高，美国政府和公司债券利率走高将对全球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大量资金将从全球各地撤出并流向美国，直接推高美元汇率，压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币值，甚至加剧其外汇储备流失，应对货币冲击能力明显减弱。这极易再次引发类似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式的新危机。

另一方面，易引发债务危机。上世纪70年代末，为应对国内大通胀，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急剧拉升联邦基金利率，直接引爆8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使以拉美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债务高企、难堪重负，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甚至二十年。1994年，美联储再次进入加息大周期，虽然IMF及时出手，防止了危机蔓延，但仍引发墨西哥债务危机，使其经济产出2005年才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世界银行已经警告称，60%的低收入国家处于债务困境，中等收入国家过去30年支付的偿债费用较高，伴随着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提升利率，世界可能会走向“发展中国家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

三是加息引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衰退甚至社会动荡。为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被动采取跟随式加息策略。这将拖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导致就业岗位损失、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缓解粮食与能源危机的能力减弱，进而引发系列社会问题。CEPR通过对1965-2016年50个经济体研究发现，若美联储加息100个基点，将导致3年后发达经济体产出下降0.5%，发展中国家产出下降0.8%。发展中国家将遭遇更大的痛苦和损失。

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历次经济与金融危机过后，世界各国都在反思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性和代表性问题。美元作为美国的货币却充当全球主要货币，美国获取大量铸币税、汇率稳定、超额金融利润等“嚣张的特权”后，却没有承担全球金融稳定的责任。美联储为国内经济利益，而采取对全球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凸显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痼疾。

每当危机来临之时，美联储就“大放水”，全球经济体为其行为埋单;每当经济过热、通胀来临之时，美联储就“大紧缩”，全球经济体又不得不忍受“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带来的种种苦难。全球是时候以大破大立的方式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了，多极化的平等货币格局，才能更符合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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